现行宪法第5条第3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粗略来讲，它涉及的核心问题是道德性的：可能会改变对人类本身之认识的基因编辑技术，是否有伦理上的正当性？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将会严重影响到政治和法律制度回应贺建奎事件的方式。这表明，科学和科技[5]的正当性，一定还来自别的根据，这就是它对于我们生活的全面改进。
第三，在实施方式上，由于科技水平的限制，旧的优生学通常以集体绝育和堕胎为手段，来剥夺身体残障，尤其是智力残障者生育后代的机会。显然，如果将任由个人选择作为改进的基本方式(这也被叫作人类改进的市场方式)，那么刚才这些关于社会正义的道德恶害，在事实上的发生将不可避免。因此，前者是否也需要反对市场化，需要一个额外的论证，这涉及父母选择是否拥有后代的权利。显然，要想澄清正常状态的规范性含义，就不得不进入到道德的领域中。反过来讲，如果一个人未经努力而获得了改进的效果，那么这就成为一种作弊。
与此同时，这显然也是远超过目前正常状态的程度，所以这同时也满足了严格意义上的人类改进的概念要求，不是吗？ 对此，笔者并不否认，而且举双手赞成。另一方面，一旦允许人类改进，这势必将会与治疗共同争夺医疗资源，在医疗资源给定的条件下，这当然会影响到对患者的救治，因此对这些人也是不公平的。加上现行宪法第67条第(一)项、第(四)项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和法律，因此，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修改，在法理和法律上如何解释、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合宪性审查的主动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在全国人大。
所以，在审查法律合宪或违宪的过程中，就必须要考虑到可能影响法律与宪法不一致的所有情形才能做出综合性判断结论。这种学术观点也影响到立法法关于合宪性审查机制的制度安排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必须在履行自身职责的过程中自觉地遵守宪法的各项原则和规定，为人民行使好当家作主的国家权力。特别是对法律的违宪判断必须慎之又慎，要关注法律的制定者本身的政治地位以及在维护宪法权威中的作用，所以，不论是违宪审查也好，还是合宪性审查也罢，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在逻辑上必须首先假定受审查的法律是合宪的，除非一些特殊情形，例如对涉及判处死刑案件的违宪审查则不能当然假定受审查的刑法是合宪的，这主要是出于保障人权的考虑。
本文从我国现行宪法、立法法等法律的具体规定出发，结合合宪性审查的法理，详细探讨，如果要启动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机制，究竟如何在制度上加以运作等与合宪性审查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为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更有效地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提供明确的法理依据和指引。例如，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103条第1款规定，中央军事委员会根据宪法和法律，制定军事法规。
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设立民族委员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外事委员会、华侨委员会和其他需要设立的专门委员会。为了进一步明确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的法律职责，充分发挥其在推进合宪性审查中的重要作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于2018年6月22日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的决定》，该决定第二项明确规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在继续承担统一审议法律草案等工作的基础上，增加推动宪法实施、开展宪法解释、推进合宪性审查、加强宪法监督、配合宪法宣传等工作职责。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究竟是否存在明确的制度意义上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机制呢？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都有不同的看法，①需要在加强对合宪性审查进行深入理论研究的过程中逐步加以解决。但上述立法法的相关规定确实存在着逻辑瑕疵，需要通过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活动予以揭示。
⑧其主要的法理依据来自宪法的政治法和价值法特性。虽然2015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97条第(一)项明确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它的常务委员会制定的不适当的法律，有权撤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75条第2款规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虽然说宪法修改的程序相对于法律的制定程序要求要严厉一些，但是，对于全国人大来说，自身通过立法程序制定的基本法律很难说与自身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相违背，个别基本法律在立法程序中甚至获得了全票通过，②而1982年现行宪法及其五个修正案的通过并没有哪次获得全票通过，因此，在合宪性审查程序上，根本无法启动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省、***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既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基本法律和基本法律以外的其他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机制在制度上根本就无法启动，是否意味着法律就可以排除在合宪性审查范围之外呢？这个问题确实是困扰法学界的重大理论问题。所以说，在我国现行立法体制下，要对法律作出违宪判断是不可能的。
这种揭示只能表明立法法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享有军事法规立法权的规定与现行宪法文本的规定不一致，至于这种不一致怎么处理，根据目前我国的立法体制，可以通过四种途径：一是对宪法中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作出解释，通过解释把中央军事委员会制定军事法规的权力合理地解释出来，以消除立法法与宪法规定的不一致。首先，从宪法理论上来看，宪法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产物，故从理论上来看，宪法不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产生的，恰恰相反，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是由宪法规定产生的国家机关，没有宪法的制度设计就不可能有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合宪性审查制度归根到底是为了保证法律的合宪性。第四，要通过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进一步明确宪法中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的内涵，在法律与宪法之间建立宪法解释和法律解释的连接制度，进一步理顺法律与宪法之间的形式关系。但确实存在着新法律或旧法律在结构、体系、规范内容等方面可能与宪法表述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有时是很容易发现的。⑤刘炜：《彭真与82宪法》，载《民主与法制时报》2012年11月12日。这样的通过法律的合宪性审查来体现合宪性审查的对立、对抗制度价值的学术主张其实是有害的，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立法制度的特点，更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③已故著名宪法学家张光博教授在宪法学年会上提出的重要观点，受到了各方非议，但鲜有有说服力的文章来发反驳这一观点。
在这样的领导体制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绝无可能在制度范围内出现宣告自身制定的法律违宪或者是不合宪的情形。四、宣告不一致应是法律合宪性审查的最主要的结论 从一般违法性理论来看，合宪性审查的结论通常应当包括合宪与违宪两种结果或者是合宪与不合宪这样互为空集的逻辑结论。
但如果从立法主体之间的关系来看，如何启动对法律的合宪性审查程序和机制则存在着很大的制度悖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1982年的起草者在设计这个制度时的考量也可以证明法律的合宪性问题在逻辑上可以存在，但在制度上对法律是否合宪依照法定程序和机制来进行审查是不可行的。
第2款又规定：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解释宪法、解释法律、修改宪法、修改法律，是法律合宪性审查中发现法律与宪法不一致时最佳的法律处理方式，完全符合我国目前宪法所确立的立法体制以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即尊重了现有的制度设计，又体现了对法律所具有的合宪性要求。
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很显然，立法法的上述规定也把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的审查只敢称之为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把同宪法相抵触的情形也放到合法性审查的范围里了，这说明立法法也没有能够有效区分对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合法性审查与合宪性审查之间的性质差别，把合法性审查等同于合宪性审查，甚至把合宪性审查概括进合法性审查的范围了。虽然我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大享有修改宪法的权力，但制定宪法的权力却只能属于人民，这是现代宪法的基本原理，因此，作为人民主权原则的产物，宪法具有高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正当性权威，宪法具有独立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存在的法律价值双方的争议虽然开始聚焦于用户头像与昵称，但深究之下，其实双方在乎的都是用户的关系链数据：哪个用户与哪个用户是朋友或可能是朋友。
对于这样一种目标，不应要求所有的数据控制者都承担无差别的责任。面对微博的排他性协议，用户个人很难有真实的选择权，用户与微博之间的关系更类似于数据主体与数据控制者之间的关系，需要对数据主体进行赋权和倾斜保护。
丁晓东：《论个人信息法律保护的思想渊源与基本原理——基于公平信息实践的分析》，《现代法学》2019年第3期。[12] 重述不具有法律效力，但为《一般数据保护条例》提供补充信息，帮助相关主体理解和适用条例。
2010年，隐私权组织电子隐私基金会建议，数据可携带权应该是社交网络用户隐私权法案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个案例是微博与今日头条之间关于用户生成内容是否可以在用户授权前提下被爬虫的争议。
数据可携带性可促进用户在他们感兴趣的各种服务之间传输和重用与他们有关的个人数据。其次，数据携带权的中国应用需要结合具体场景，对企业与公共部门施加不同类型与程度的数据携带权。总之，从竞争效应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数据携带权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当，那么这种权利有可能在某些场景下促进市场良性竞争。作者简介：丁晓东，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57]我们这里不必深究企业数据权属问题的细节，只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数据携带权上升为一种具有优先性的基本权利，那么企业不但无法通过财产权框架对其数据资产进行合理保护，而且也无法通过合同法的方式约束用户或另一企业。五、结语 作为一种新型权利，数据携带权在欧盟问世后，引起全世界的关注。
[63] 参见李妙玲、岳庆荣：《我国用户生成内容的版权侵权问题治理模式研究》，《新世纪图书馆》2015年第5期。[43] 此外，数据携带权的权利边界还可能面临过窄或过宽的困境，从而使数据携带权失去意义或侵犯其他合法权益。
[8]谷歌创建谷歌外带(Google Takeout)工具，允许用户从27个谷歌产品中下载数据。[44] 就数据主体提供这一界定而言，第29工作组将其限定为两类数据，一类是数据主体主动提供的数据，例如邮寄地址、用户名、年龄等。
